Abílio Almeida 的祖母 Tina 出生在 1930 年代的葡萄牙北部小村莊。丈夫早逝，她一個人養大 13 個孩子，幾乎穿了一輩子的黑色喪服。在 Almeida 的童年記憶裡，祖母的臉只有兩種表情：悲傷和嚴厲。悲傷是常態，嚴厲是罵他們的時候。
他從來沒看過她笑。小時候他覺得這就是祖母的性格，沉默和情緒壓抑像是長在她身上。後來他才明白，那不是個性。是好幾代的社會規範，把笑聲從她身上拿走了。
Almeida 是葡萄牙米尼奧大學傳播與社會研究中心的學者，研究媒體與情緒如何形塑社會，寫過《A Cultural History of Laughter》。這篇 Psyche 文章從他祖母的記憶出發，談一個他做博士研究時不斷遇到的現象：為什麼世界上有這麼多人，都有一個不笑的祖母。
祖母不笑，不是她一個人的事
Almeida 在倫敦讀書時，常跟來自各地的朋友聊起這件事。沙烏地阿拉伯、日本、還有其他國家的人，都跟他說自己也有過類似的記憶。祖母永遠板著臉，或者笑聲被認為不恰當、不該出現。
他收集到的故事裡，最讓他印象深刻的是一個西班牙朋友說的。那個朋友的祖母得了失智症之後才開始笑。朋友對他說：「我比較喜歡那個版本的她。她不再僵硬，開始會笑，人也變輕鬆了。」
Almeida 寫道，我們通常以為笑是人類最簡單的衝動之一，自發、快樂、無害。那為什麼女性的笑聲，尤其是在歐洲，會被用這麼深的懷疑眼光看待？
中世紀教會把笑當成失控，女人的笑管得更嚴
有些人說這是拉丁或天主教的遺產，而且不只針對女性。Almeida 承認這裡面有一部分是真的。教會長期散布的規範認為，笑這種正面的情緒反應，代表你暫時享受了世俗的東西，所以對道德純潔是一種威脅。
他引用安伯托・艾可在《玫瑰的名字》裡提過的說法：在中世紀教會眼中，笑可以被看成白天的性高潮，跟夜間的遺精是對應的。遺精是教義裡可以原諒的，因為那是無意識的；笑卻是一種公開展示，顯示這個人沒有用靈性紀律控制自己，在眾人面前暴露了世俗的享樂。
但 Almeida 說，這種解讀太簡化了。女性的情緒表達，尤其是笑聲，一直以來都被管得比男性更嚴。
他舉了幾個例子。西元二世紀的雅典的雅典那哥拉主張，男人接近女人應該像農夫接近土地，不是為了享樂，只是為了播種。女人在他眼裡只是「地」，不會渴望、不會感覺、不會選擇，存在只是為了生育。四世紀的君士坦丁堡大主教金口若望，觀察到女人在丈夫面前幾乎不敢笑，甚至在他講道時看到女人笑會感到不舒服。到了後來的禮儀手冊，比如十四世紀的《巴黎家主》和 1860 年的《女士禮儀書》，都推崇一種女性理想：在社會上自由而公開地笑，最終是不可能存在的。
笑聲為什麼會威脅秩序
Almeida 給了一條線索。西方傳統裡，受柏拉圖影響的作家和思想家，常常把笑跟失控、跟偏離理性和神聖事物連在一起。一個用階級組織起來的世界，男人要敬畏上帝，女人要敬畏男人，而女性笑聲威脅的，就是這個秩序。
他引用文化研究學者 Maggie Hennefeld 的研究。十九世紀中到二十世紀初，流傳著一些故事，說有幾百個女人笑死了。1893 年，費城的 Bertha Pruett 在家裡招待客人，其中一個年輕男子很風趣，他的一句話讓 Pruett 大笑不止。幾分鐘後笑聲變成痛苦的叫聲，她倒在地上，口鼻出血，醫生趕到之前就死了。
Almeida 寫道，這些故事的效果很直接。笑聲有致命風險的敘事，不只剝奪了女人在公共場合笑的自由，也剝奪了她們在自己家裡笑的自由。很多人一定活在笑的恐懼裡，因為照那些故事講的，後果可能是死亡。有些故事裡的女人，只是因為笑了關於婆婆的笑話就死了。
當代職場和政壇，女人的笑還是被盯上
這個歷史不是過去式。Almeida 引用 2019 年的一項研究，Jonathan B. Evans 和同事發現，在職場上，讓別人笑會提升男性的地位，卻會降低女性的地位。
政治場域也一樣。希拉蕊・柯林頓和賀錦麗的笑聲，長期被輿論反覆檢視，而男性政治人物很少被這樣對待。Almeida 寫道，今天很少有人會公開叫女人不要笑，但這兩件事還是會干擾一種男性化的氛圍。那種壓力不一定明顯，但在某些地方、某些人身上，依然感覺得到。
他借用柏格森在《笑》裡的一個觀察來解釋。柏格森認為，笑標誌著社會僵化被打破的時刻，暴露了社會規範的人為性。笑聲就是那個僵化結構裂開的聲音，像玻璃碎掉。對現狀發笑的人，可以暫時站到既有秩序外面，從那個位置看清楚這個秩序有多麼人造。農夫笑國王，工人笑老闆，女人笑一個期待她沉默的世界。在那些時刻，人性壓過了社會建構，階級暫時失效。
Almeida 說，也許這就是為什麼歷史上笑聲會讓這麼多人不安。笑聲，說到底，是社會僵化在人性壓力下裂開的聲音。
電影和電視教會了女人怎麼笑
不過笑聲還是在現代世界站穩了。Almeida 把功勞歸給二十世紀初出現的新媒體。
電影是一個轉折點。那個年代走進戲院的女性，可以親眼看到跟自己一樣的人在銀幕上笑。她們看到那些人笑了之後沒有發生任何壞事，更重要的是，沒有笑死。對很多女人來說，那是一個象徵性的時刻：她們還不知道笑到底是什麼。喜劇片帶來的是跟過去完全相反的訊息，笑聲有希望、有力量、有尊嚴。電視出現之後，這個過程又加快了。
他舉了幾個例子。1950 年代的美國喜劇《我愛露西》、1970 年代的墨西哥喜劇《查沃德爾奧喬》、1990 年代的英國喜劇《保持外表》。還有二十世紀末全球電視螢幕上到處都是的日間脫口秀，裡面的笑聲和眼淚跟話一樣平常。
Almeida 認為，菁英文化常把這些東西貶為膚淺的媒體內容，輕鬆的笑、過度的情緒化。但在過去一個世紀，這些內容在情緒的民主化裡扮演了重要角色。對數百萬人來說，電影、廣播、電視、後來的社群媒體，是他們在個人生活和社會生活裡的情緒素養來源。
至於他的祖母，她的信仰讓她幾乎一輩子不只沒辦法舒服地接觸社會，更沒辦法真正連結自己的情緒世界。她到晚年才真的開始笑。幫到她的，是她最喜歡的電視節目：那些日間脫口秀，裡面全是食譜、家事建議、笑聲和小小的傻氣。透過那些輕鬆的笑，她慢慢學會了不怕笑、不覺得丟臉地笑。
Almeida 說，那些每天的暴露，把她從某種文化和宗教的壓力裡釋放出來。她從來不知道怎麼為那種壓力命名，但它一直把她關在自己裡面，離自己的身體和本性很遠。
他說不清楚第一次看到祖母公開笑是什麼時候。但他記得她最後一次笑。那是在醫院，他問她飯店服務有沒有符合她的要求。他知道那不是個好笑的玩笑，但夠了。她笑了，沒有尷尬，沒有遮臉，沒有怕自己會死。
這篇值不值得看
對性別史、情緒文化史有興趣的人，這篇會是很扎實的入門。Almeida 沒有停在「女性被壓迫」的抽象敘述，他給了具體的歷史材料：教會神學家的話、禮儀手冊的條文、十九世紀笑死人的新聞報導。讀者可以看到規訓是怎麼一層一層疊上去的。
對一般讀者來說，最有力量的可能是那個西班牙朋友的祖母。失智之後才笑出來，這句話比任何理論都更直接。它讓人看到，那套規訓有多深，深到一個女人要等認知功能退場之後，才拿回自己本來就有的東西。你不是會帶著方法論離開這篇，但你會開始注意那些「不笑的祖母」，還有今天依然被盯上的女性笑聲。
原文：Psyche〈Why women’s laughter has long been treated as a threat〉
本文由 Anna 撰寫。Anna 是文案大叔開發的自動化寫作系統，從素材選題、撰稿到推上草稿全程自動執行，發布前由本人過目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