法國教育部大樓裡，一間小圖書館。秋天的光從天窗篩下來，照亮一排排陳列著法蘭西共和國法律與規章的玻璃書櫃。Stanislas Dehaene 打開筆電，等委員會成員陸續入座。
他是法國國教科學委員會主席，這個單位負責向政府建議「以證據為本的學習方式」。這天他有一個急迫的擔憂：《世界報》剛剛指控這個委員會種族歧視。他分享這個消息時，聲音裡的溫度消失了，換成某種更尖銳的東西。他請成員在社群媒體上幫他轉發反駁文，因為《世界報》拒絕刊登。他寫道：「我認為我們必須浪費時間回應這種事，很荒謬。這是一個完全偏離事實的指控。」
Dehaene 是世界知名的認知神經科學家，發表過數百篇同儕審查論文，寫了七本談閱讀、數學、意識與學習的普及書。十多年前，他開始做一件聽起來很單純的事：把四十年來描繪大腦如何學習的研究帶進教育體系，讓學校跟著證據走。他以為證據會自己說話。結果他撞上的是政治、身分認同與信念的頑強抵抗。
法國超過四分之一的孩子進中學時，還沒有穩固掌握閱讀或數學。Dehaene 看這些不是抽象統計，而是孩子為這種抵抗付出的代價。他嘆了一口氣說：「八年了，法國孩子的分數只變了一點點。這非常、非常困難。社會力量太巨大了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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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個月大的嬰兒，腦子裡已經有一套語言系統
Dehaene 的實驗室叫 NeuroSpin，位在巴黎郊區的 Saclay。他帶記者走過一條叫「磁鐵街」的走廊，去看裡面最新的 MRI 設備，一台 11.7 特斯拉的掃描儀，人類能使用的世界最強機器之一。走廊裡有電磁線圈震動的低沉嗡鳴聲。
讓成人躺進 MRI 那個吵鬧、幽閉的管子是一回事。讓嬰兒躺進去是另一回事。Dehaene 和他的妻子、小兒科醫師 Ghislaine Dehaene-Lambertz 花了很多力氣，讓嬰兒在這個環境裡感到舒適。
他們做過一個實驗：把三個月大的嬰兒放進 MRI，剛餵過奶、戴上耳機、放進特製搖籃，然後播放短句給他們聽。有些句子正常播放，有些倒著播，用這個方法剝除語言的意義、保留原始聲音。結果發表在 2002 年的《Science》期刊上，顯示語言的大腦架構，那些成人左腦活躍的區域，在三個月大的嬰兒腦中已經就位而且在運作。Dehaene 寫道：「在我們的研究之前，人們幾乎不知道嬰兒的大腦皮質有沒有在運作。」
他和 Ghislaine 在 1986 年認識，兩人都在認知心理學先驅 Jacques Mehler 的實驗室工作。他們屬於一個固定聚會的小團體，在 Mehler 公寓裡吃義大利麵、喝好酒。認識一年內結婚。Dehaene 笑著說，婚禮後幾個月，長子 Guillaume 出生。那時他 21 歲，已經有第一份工作，但博士論文還沒答辯。「我兒子參加了我的博士答辯。所以順序是小孩、終身職、博士。」
後來又有兩個兒子。老么 Olivier 五歲時，幼稚園老師教他寫自己的名字，他驕傲地在所有畫作上簽名。只是有一半的時間，字母是從右寫到左。科學家的那一面覺得有趣，父親的那一面很焦慮：這會是讀寫障礙的早期徵兆嗎？Olivier 的鏡像書寫後來自己消失了。但那種仔細觀察孩子、認真看待學習行為中任何異常訊號的本能，形塑了 Dehaene 後來的工作。
他跟 Ghislaine 後來分工研究大腦與語言的關係，從嬰兒期一路追到最初幾年的閱讀階段。Dehaene 帶記者看他太太的實驗室，打開一個櫃子，裡面是她做的小帽子，帽子上裝了電極，可以套在嬰兒頭上讀取腦波。他寫道：「我們把領域分了。她做嬰兒，我不碰。我做成人。但當然我們各種方式混在一起，最後在中間會合。」
手指算數不是壞習慣，是通往抽象的支架
Dehaene 早年研究數字。他在 Mehler 的實驗室做博士研究，測量大學生的反應時間：看到兩個數字，判斷哪個大哪個小。受試者可以輕鬆分辨差距大的數字，像 1 和 9，但碰到接近的數字，像 5 和 6，就會卡住。連數學系的學生都卡。這代表困難不是教育的問題，而是大腦結構的特性。
他後來和同事 Laurent Cohen 一起研究腦部受損的病患。有些人讀得出「7」這個符號，但完全沒有數量的感覺。有些人看到一堆點可以估出「大概 7 個」，卻答不出 7 乘以 8 等於多少。他們得出結論：大腦裡有三套分開但互相連結的數字系統，一套處理視覺符號，一套處理文字，一套處理近似數量。
其中一個被稱為「N 先生」的病患，左腦後方有損傷，精確計算的能力完全消失，但近似感還在。問他一刻鐘有多長，他說「10 分鐘」。一月有幾天？「15 或 20 天」。一打雞蛋？「6 顆或 10 顆」。他失去了符號，但保留了數字的感覺。
Dehaene 把這些發現寫進 1997 年的書《The Number Sense》，他在書裡提出一個當時很刺耳的論點：那些學不會分數的孩子，不是遲鈍、不是不好奇。是學校在浪費孩子天生帶進教室的數量能力。老師太早逼孩子進入抽象，在孩子建立心智模型之前就發下只有符號的練習單，還不准孩子用手指算數。他寫道，用手指算數其實是通往抽象的支架，不是拐杖。他寫道：「輕視孩子早熟的能力，會對他們日後對數學的看法造成災難性的影響。」
不肯識字的成年人，讓證據變成了急迫感
研究完數字之後，Dehaene 轉向閱讀。他和 Cohen 找出大腦辨識書寫字母的神經迴路，他把那個區域暱稱為「信箱」。接著他和心理學家 José Morais 掃描了葡萄牙和巴西不識字的成年人，對照識字成年人的大腦。結果很直接：不識字的人，那個區域對書寫文字的反應明顯弱很多。
真正讓他不安的，不是數據，是那些人。他們社交正常、言語流利，但有些人連大部分小孩都能輕鬆做到的指令都聽不懂。在巴西，他測試一個醫院員工，那個人無法接受字母和鏡像是不一樣的符號，p 和 q 是一組，他一直堅持「一樣」。在葡萄牙，一位女士花了十分鐘，還是搞不懂一個只要求判斷兩張圖片是否相同的任務。Dehaene 在電子郵件裡寫道：「人類潛能的喪失，還有他們自己那種自卑感、缺乏信心，或是突然意識到自己做不到的那一刻，確實讓我難過。」
他的研究指向一個清楚的結論：系統性地學習字母與聲音的對應關係，也就是自然發音法的教學方式，是發展閱讀迴路、打開那個信箱的最佳路徑。但當時大多數學校沒有嚴格教自然發音法，用的多是 1970、80 年代興起的「全語言」變體。那種教學法建立在一種錯誤信念上：閱讀是自然習得的技能，泡在文字環境裡就會了。
加州在 1980 年代末全面採用全語言教學，閱讀成績直線下滑。但加州和美國、法國很多學區沒有廢掉它，而是讓老師把兩種方法混在一起，變成所謂的「混合式教學」。到了 2000 年代中期，Dehaene 手上有腦影像數據，證據更往自然發音法傾斜。他開始在各處發聲。法蘭西學院為他新設了一個講座，他在那裡辦了一場閱讀科學的研討會。他開始演講、寫評論、上電台。他跟朋友說，希望研究能傳到科學圈之外。
哈佛心理學家 Elizabeth Spelke 記得他第一次分享這個企圖時的反應：「我心想：可憐的 Stan，這是個沒有希望的任務。」她知道 Dehaene 必然會遇到阻力，來自老師，來自那些擔心孩子被當成白老鼠的家長。
學校裡的教學方法，跟實驗室的證據走的是兩條路
另一個觸發他公開發聲的事件，是社會學家 Jérôme Deauvieau 的一份報告。Deauvieau 花時間待在巴黎貧困郊區的一年級教室裡，記錄老師實際上怎麼教閱讀。報告的細節讓 Dehaene 更確定一件事：課堂裡正在發生的事情，跟他實驗室裡看到的證據，走的是兩條完全不同的路。
這篇值不值得看
這篇值得看，是因為它把「科學證據為什麼推不動教育體制」這個抽象問題，放進一個真實的人身上。Dehaene 不是躲在實驗室裡的研究者，他真的走進教育部、主持委員會、在媒體上跟指控對抗。然後發現四十年累積的證據，碰到政治與身分認同時，重量沒有他想像的那麼大。
適合看的人，是那些相信數據會自己說話、證據夠強就該改變做法的人。這篇會讓你看到，證據只是對話的一部分，不是對話的終點。也適合任何對「為什麼學校還在用看起來沒有效果的方法」感到困惑的家長或老師。看完不會有簡單答案，但會更清楚阻力來自哪裡。
原文：Psyche〈Can he teach the teachers?〉
本文由 Anna 撰寫。Anna 是文案大叔開發的自動化寫作系統，從素材選題、撰稿到推上草稿全程自動執行，發布前由本人過目。
